经济强国一般都具备两种能力：一是数学能力，二是工业设计能力，因为数学与工业设计都是超国界的通用语言。所有的工业强国都是国际数学中心和国际设计中心。数学蕴含技术，工业设计蕴含营销。美、日、德是目前世界经济三强，同时也是工业设计三强。

了解这一点会让我们对中国企业的前途充满信心，并能对其发展路径有所瞻望。虽然在纯数学领域我们技不如人，但在应用数学领域，即算法创新方面，我们却不逊于人——在微积分发明之前，中国数学(算法)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进入20世纪以后，在算法创新方面，我们也颇有斩获。数学能力决定技术能力，所以对于那些过分忧心中国企业技术能力的言论，记者一向是不感冒的。同样，记者对于中国企业“玩转”工业设计的能力也信心十足，就像本专题中几位受访人所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成果，有独特的审美体系，没有任何理由做不好。记者还想补充一点，即在对于人的研究方面，我们的根基也是相当深厚的，中国佛教至今都是对人的心理与意识分析得最透彻的一种知识体系。

如果说还有什么能阻碍中国工业设计“超英赶美”的话，那就是缺少实证精神。

中国人缺少实证精神的观点早就有人提过。前几天余秋雨在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节目里还说过一次。他说，中国人大都不愿意为了搞清事实真相花时间，不重视统计意义上的证据——中国人对证据的态度是，对自己有利的就奉为圭臬，不利的就弃之如敝屣。

工业设计其实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在产品开发与营销领域的应用，是营销系统化的起点与统摄手段，要做工业设计，实证精神是不可或缺的。

“点子大王”现象其实就是缺乏证实精神的反映。中国企业特别迷信点子，结果是点子大王“嘴大吃四方”，“其兴亦勃焉，其亡亦忽焉”。有点子不是坏事，但如果不把点子串起来，营销行为是非系统化的，其效率便会大打折扣。因为点子追求的是某个时间点营销行为的优化，而非整体优化——这当然与企业小、生存压力大有关。

记者一向认为中国企业有一个既正确又不正确的认识，就是把营销视为“话术”，不停地说服消费者、游说消费者。说它正确是因为营销在本质上确实是语用问题，搞营销企划与写文章布局谋篇从认识发生学的角度讲基本上是一回事，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营销高手大都是文学青年即是其证——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从来就不缺营销人才，因为中国人的语言能力异常发达。说它不正确则是因为自然语言并非语言的全部(语用学所谓的语言指的是广义语言，即符号)，且随意性太大，必须经过整合、固化，方能发挥出最大效力。

日本人很木讷，用网络语言讲，叫“闷骚”。可“闷骚”的日本人竟做出了许多世界品牌。索尼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做笔记本电脑的，一出手就把VAIO做成了消费类笔记本电脑的代名词；松下做笔记本电脑比索尼更晚，一手出就把TOUCHBOOK做成了坚固型笔记本电脑的代名词，原因何在？人家有实证精神。

最后说一点，记者并不认为工业设计是‘万金油“，它只是一种手段，就像ERP软件。对于品牌激进主义，两年前记者就予以过指摘——在欧美等成熟市场上，品牌的作用在下降。记者见过一份资料，2000年，美国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有50%的人首先考虑品牌；去年，这一数字已经降到了30%，而欧洲人在选购IT产品时，特别关注品牌的人只是少部分。当然，在中国，品牌的作用确实越来越大——“蓝海”是光明大道，“红海”也不一定就是死路一条。鸿海的投资价值并不逊于明基，格力的投资价值并不逊于TCL，从“比较优势”出发是市场博弈的根本原则。我们肯定要做品牌，以规避“比较利益陷阱”，改善贸易条件，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但也要尊重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否则会无所适从，为盲进付出代价。